2005年10月17日，101岁的巴金与世长辞。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位大师谢幕了。巴金先生走了。他的名字，将和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一起，和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冰心、丁玲等人一起，成为新文学史上永远的背影。

    巴金的一生，与20世纪同行，与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苦难与危亡，奋起与徘徊，噩梦与觉醒共命运。他的文学生涯，两次造就了历史的辉煌。第一次1920年到1940年代，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杰作，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点亮了启蒙的灯塔，无数知识青年读着他的作品，挣脱了旧式家族的宗法秩序，投身革命的时代。这些作品，也已经成为传世的经典。

    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炼狱般的十年，重新恢复了做人尊严和表达权利，巴金再一次发出人道主义的呼唤。他控诉暴行，反省自身的软弱。他和中国知识界共勉，一起告别谎言，说出真话。五卷本的《随想录》成为他对中华民族又一次重要的思想奉献，其中一些重要篇章，至今还在激励着中国知识界铭记历史，坚守良知，拒绝遗忘。

    巴金之所以赢得中外读者的尊敬，不只是因为他著作等身，还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爱。他不只是一个在五十年代就主动放弃工资的作家，还是一个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编辑出版家。他发现和提携过的文学新人不计其数。他只想帮人，不愿害人。这在今天看起来不过是人性的底线，但在运动频繁发生年代，在底线之上做人其实也非易事。

    巴金的晚年，有两个心愿，一是建立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于五年前在北京落成。中国的新文学，得以这个机构和建筑为依托，拥有了代代相传的学术档案库和文化纪念碑。

    第二个愿望还没有完全实现。但也有不少怀有历史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巴金先生的感召下，一二十年来不倦地努力着。几处地方性的“文革”博物馆已经初具规模。

    还有人以书籍、画册和网络的方式，为实现这一愿望努力地搜集和积累着资料。我相信，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铭记历史教训的全国性的“文革”博物馆，终究会在我们的国度里建成。巴金的心愿，终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