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谢世了！在当代文学浩瀚的星河中，那是启明星的陨落，一曲悲歌从心头响起：我在悲痛中回忆起23年前的一段往事。

    1982年5月，经作家徐迟尽心联系，采访巴金的行程落实。我在厦门鼓浪屿得到这一消息便立即转道上海，一路上我认真阅读着有巴金签名送给徐迟的《随想录》。我离开武汉时徐迟告诫我：“采访巴老前你应多了解巴金。”并赐教：“一个好的摄影记者不要头次见面就急着拍照，应在熟悉对象后才知道该拍什么，采访巴老更应该慎重。”5月7日我赶到上海已经是傍晚了，在离巴老住处最近的华山饭店住下。

　　一个小个子的大勇者

    5月8日一大早来到武康路。武康路是一条幽静的小街，行人不多，街道整洁，在繁华喧嚣的大上海有这样一块静静的绿洲实在不易。103号是一座高墙大院，对开大门紧闭着。我发现门铃按钮比通常低许多，（后来巴老说：是为了外孙女使用方便。又风趣地说：我的个子也不高嘛。）我按动门铃，等了一会儿，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一位老妈妈的脸，我即上前，说明我是从武汉来的记者，与巴老有约。老妈妈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巴老不在家，上午去医院了。”话音刚落，小窗门就关闭了，我有点急了，想打电话联系。当年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方便，手机还没有问世，我只好满街找公用电话。武康路是个僻静的街道，前后找了约半小时也未找着，我只好在巴老住宅大院斜对面的一家小杂货店前坐等。又过了一阵子，突然见一辆银灰色轿车驶过来，停靠在103号前，只见一个个儿不高的老人下车，正弯腰与司机道谢，身边有一位女士搀扶，那是巴老女儿小林。我走近称：“巴老，我是徐迟同志介绍来采访您的。”巴老回答说：“啊，你是小谢同志吧？来，进屋说嘛！”我随后迈进大院。深院中央有一幢小楼，是西洋结构，有些陈旧了，院内满是绿树与花草。巴老把我引进二楼客厅，我问候巴老身体，得知巴老去医院作了一般性体检，便说明我的采访意图。巴老说：“我现在很少接待记者，徐迟是老朋友了，多次写信来电，还告诉我《湖北画报》是文联办的刊物，文联怎么管起新闻来了？武汉市我去过三次，一次抗战初期，一次是建国初期，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参加亚非拉作家紧急会议，住在东湖，风景很美，我对湖北有感情，就同意了。”

    巴老的客厅很大，光线不算太好，四周全是书柜，书真多，堆放在书架、台面、沙发和地板上，到处都是。我们交谈的范围很广，那年已79岁的巴老思路清晰，对全国文艺界形势特别清楚，对各地的文化现象也很了解。当谈及文学创作和期刊出版时，说到当年广东《花城》杂志因发表了一篇文章而被责令停刊整顿，弄得出版界非常紧张，文化界没人敢说话。巴老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政党会犯路线性的错误，一个人的肌体会被病毒侵蚀，一个刊物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政党犯错误可以纠正，人生了病可以治疗康复，办刊物出点问题可以开展讨论，甚至通过批判消除影响。为什么要‘停刊整顿’？‘停刊’的做法是心目中没有读者，没有百姓。”

    “她始终在看着我写作”

    因为当时我是搞画报报道，巴老拿出了很多珍藏的影集，边看边聊。当看到一张1959年巴老与夫人萧珊在新安江工地上的照片时，我希望巴老说说萧珊，巴老无语，在沉静了几分钟后说：“萧珊是我崇敬和爱戴的夫人，她是受我牵连而过早离开我们的，我在屡受挫折时她总在我身边，安慰着我，而她在离开人世时我却不在她身边。萧珊已离别十年了，我们思念着她，我有一篇《怀念萧珊》的文章寄托着我的思念，你可以看看。”接着，巴老转过身去指着书桌上用精致相框镶着的萧珊半身照片说：“她永远在陪伴着我，她始终在看着我写作。”我感到这话题过于沉重，就转向巴老最喜欢的外孙女，巴老高兴地告诉我外孙女如何聪明、调皮，她上学了，明天是休假，我们明天一起拍照。

    我想看看巴老工作与生活的环境，便于选择拍摄角度，巴老同意了，带我到他从不让外人进入的书房写作间。那是客厅的外走廊，成长方形，装上了整体玻璃窗，应该是朝南吧，光线很好，十分敞亮，窗帘有些陈旧，右手边已拉不上了，用一个夹子斜夹着，太阳正好照射在书桌前巴老的座椅上。见此景我说：“巴老，这窗帘坏了吧？您坐在这儿写作一定很晒，我帮您修修。”“你会修吗？”“我小时候是艺校学京剧的，上山下乡演出时也经常帮助‘舞工队’装幕布，没有问题。”经同意后，让巴老到客厅休息，我就当上“窗帘工”了，把全部的窗帘按舞台演出大幕的方式重新装了一遍，改两边拉为一边拉。装好后我来到客厅见巴老正翻阅着厚厚的一叠信件。我告诉巴老：“窗帘装好了，您老试一试。”巴老来到写字间窗前，轻轻一拉，窗帘像幕布式地关闭了，又徐徐打开。巴老高兴地说：“这很好，方便多了，谢谢小谢同志。”

    我们回到客厅。巴老每天收到大量的报刊和信件，我见堆放得有些零乱，想帮老人整理一下，巴老提醒我：“不要动它们，我看过的东西放在哪里我心里清楚，随手即可取到，旁人一动我就找不到了。”我差点儿好心办了坏事，那真的会乱了老人的文思。

    这天我很走运，巴老家整个上午没有任何人来打扰，连电话都没有一个。但我怕累着了老人，就结束了当天的拜访。说定第二天拍照。

    “这卷我定名《真话集》”

    5月9日，我早早来到巴老家。巴老换上了一身普蓝色的制服，不新，但很平整，正伏案写作，手有些微微颤抖。我拿出相机就抓拍数张，巴老神情自如，十分专注。当走近时我发现，巴老是在抄正已写好的文稿，我问：“巴老，这些抄录工作为什么不找人去做呢？您应留更多的时间写作。”巴老告诉我：“我写文章全是自己亲手抄正，在抄稿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一些新的思维产生，这也是个修稿的过程。”我深深地敬佩这位老人对文学写作如此的认真。我们来到书房、写作间、小院、客厅，面对巴老，随着快门的开启，我荣幸地记录下了这位文学巨匠、文化先锋、一个小个子而大勇者的身影。

    这时，巴老的小外孙女噔噔地从楼下跑上来，叽叽喳喳满口上海话，一头扎进巴老怀里，还往巴老身上爬。巴老像孩子一般地跟她嬉闹着，玩开了“智力卡通”，我又抓拍到了这爷孙俩亲情的珍贵镜头。

    拍照兴致正浓时，巴老四川的客人来访，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给巴老送《随想录》第三卷的打稿清样。巴老指着桌案上厚厚的样稿说：“这卷我定名《真话集》。”老人在呼吁人们要说真话，文人要真实地面对生活。巴金在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

    巴金安息了！一个小个子而大勇者的身影却永久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