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自称是“五四运动的儿子”，他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接受现代思想意识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他上承鲁迅等人所建立的五四精神传统，下启三十年代文学的灿烂图景，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对文坛的建设功绩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沈从文、老舍、萧红、曹禺等同时代的作家一起提升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品格，从而也使新文学在短短的几十年确立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审美范式，进而使得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

    “五四之子”的文学之旅与文学“大道”

    巴金是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在近代自由和民主的发源地之一的法国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1929年以小说《灭亡》登上文坛，从此其创作如同激流奔腾不息。193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家》及其后来创作的续篇《春》、《秋》，即文学史上的“激流三部曲”，作品以对青春美好的吟唱，对家庭专制的控诉，对理想人生方式的探索，曾使几代年轻读者为之倾心，《家》甚至被认为“新文学第一畅销书”，成为新文学的名著。在抗战的烽火中，巴金在上海、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历经千辛万苦，却仍然坚守自己的文化岗位，创作也获得蜕变和新生，被称为“人间三部曲”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以素净的写实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以开阔的视野，揭示了种种社会问题，成为他小说创作的高峰，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难得收获。从1929年到1949年，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中，巴金以不可遏制的激情写下了四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成为中国新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在1949年以后，虽然巴金大量的时间被花费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但他仍然没有放下那枝表达思想和情感的笔，尽管他也写下了许多人云亦云的空话、假话，并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思想的火花没有熄灭。1962年，他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言，强调“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之言。而新时期，当文学界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年逾古稀的巴金没有背叛“五四之子”的精神承诺，他开始了艰难的晚年自省之路，一部呼吁“讲真话”的《随想录》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当然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净化自己的灵魂，还清自己的心灵之债，并且通过自己的社会经历对历史有个交代。到这个时期，巴金的创作已经突破了语言的界限，而通过对个人心灵的不断叩问力图达到言行一致，使文学、伦理、精神品格达到统一，我们不能说巴金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但想到在历史的风雨中遍体鳞伤的一位老人在向这样一个目标艰难地行进时，我们会感觉到这行进的过程本身就充满着让后辈赧颜的力量，这个时候再来体会巴金所说的写作与生活一致、文学无技巧等朴实无华的语言时，我们会觉得巴金的文学世界绝不能用世俗者所理解的语言、文字等雕虫小技可以衡量，而是要感受到他的文学世界中特有的道德激情、生命能量和语言气势，这里有文学的“大道”。

    巴金一直在说自己不是一位作家，没有受过写作训练，因此他并不理会艺术上那些清规戒律，他的作品也不是为了传诸后世而作；三十年代的时候，他曾一次次声言自己要搁笔不写，并在苦闷彷徨的时候似乎莫名其妙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这些话，常为人所诟病，今天看，你可以说是巴金谦虚，或者说他别有志业，但我觉得更可以看出他的一种自负，他有意识地将自己与那些成天在追求作品精致完美的“作家”区分开来，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艺术的力量不是靠技巧建立起来的，艺术应当有超越“技巧”这个层次而为人类的精神和心灵服务的功能；他强调自己有信仰，也是将自己与那些没有信仰的作家区分开来，因为他更在意精神的力量在作品构成中的重要性。巴金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有可能理解他的作品，才有可能走进他的文学世界。

    作品充满未被重视和未被解读的内容

    巴金的文学世界有的为世人所熟知，如《家》等反对封建专制的作品。但这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更多的藏在水下的世界却被众多的研究者所忽略，而巴金的创作视野和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如长江大河般的宽广。比如说他是中国新文学少有的几位具有人类意识的作家，他的创作所表达的情感并没有局限在民族、种族和国界之内，而是认为整个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从而也应当更加相亲相爱紧密团结。他早期的众多短篇小说，其主人公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故事的背景也多发生在异域，而其中所表达的对人类整体幸福的追求，对不公正社会和制度的谴责，对阻碍人性发展因素的控诉，超越了人为的界限，直接面对众多受压迫的灵魂和全世界的弱小者。又比如，他创作于三十年代前期的中篇小说《砂丁》、《雪》对于矿井工人悲惨生活的描述，至今读来仍然令人发指，而产业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不自由的命运和矿井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警示意义。再比如说，在他的《灭亡》、《爱情的三部曲》等多部作品中，直接描写恐怖主义者的慷慨赴死的行为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恐怖主义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些作品从人性的、社会的等深层次中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参照，这个参照提醒我们不能以简单化的思维来看待恐怖主义和它的实施者。在巴金的作品中充满着这些未被重视和未被解读的内容，因此武断地认为巴金的文学世界一目了然地简单，或者已经被充分认识，这不仅是对巴金的极大不公正，而且是对五四新文学极为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简化。

    编辑生涯托起新文学的半壁江山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巴金还通过编辑活动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他曾经和朋友编辑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等多种文学期刊，推出了包括《雷雨》在内的一批文学杰作；由靳以和他创刊，并长期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被誉为“当代文学的简写本”，至今还是国内最重要的文学杂志。巴金还将人生精力最为旺盛的十四五年时光用在了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上，他以这个出版社为载体为中国三十年代中期和四十年代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出版社延续了五四的血脉，也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未来，李健吾、曹禺、何其芳、沙汀、萧红、萧乾、穆旦、汪曾祺、陈敬容等作家的处女作或者重要作品都是通过巴金之手介绍到文坛上去的，打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书目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中国新文学在这个时代将会缺掉半壁江山。从来做事不喜声张，为人忠厚重友情却从未以领袖自居的巴金，实际上处在这个时期文坛的中心位置。而在“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德高望重的巴金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积极支持青年作家的探索，再次站在文坛的中心位置，使中国文学在浩劫之后有机会得以重生。

    绝响

    如今，这位饱经风霜的百岁老人，最终离我们而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的一个时代彻底终结了，而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也在新世纪的初叶随着巴金的远去成为绝响。试想有几位作家经历过五四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乎所有的重要阶段，并且几乎一直处在文坛的中心位置上？巴金就是这样一位贯穿二十世纪的作家，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意义的人物。中国文学在这样一双赤诚、睿智的目光关注下走到了新世纪，今后又将走向何方呢？巴老的远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让我们无法消解这种茫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