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巴金，人们看重的是，他是一个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善良的人道主义者，他具有我们这片土地历来稀缺的“求真意志”与“忏悔意识”。正是出于这种钦敬，他的同辈人、戏剧大师曹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良心”。

    自巴金先生辞世以来，各种媒介的报道与评说铺天盖地，其“哀荣”远远胜过前些年去世的沈从文、冰心、萧乾等新文学大师。这绝非因为他有更大的官衔和更多的荣衔，也不单缘于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激烈竞争。我相信，人们对巴金的哀悼是发自肺腑的，意在藉此向他致敬，并寄托自己的情与思。

    巴金何以能“感动中国”呢？

    论文学创作，在新文学大师中，他的成就并不是数一数二的。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对个性解放的热烈呼唤，茅盾的小说《蚀》对“幻灭、动摇、追求”心路历程的描摹，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的清新纯朴，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都比巴金的代表作《家》更切合当下的情境，能引起我辈的共鸣。

    巴金的女儿对记者说，他未能成为“与他经历相符合的文学大师”。他写得最成熟的小说《寒夜》，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甚至不如谌容的《人到中年》更能打动我们。

    而论晚年对时事的投入，他也许还比不上对教育改革和反腐败有激情表达的冰心老人。

    “文革”后的二十多年，巴金呼吁建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艰难地写作五卷本《随想录》，实际上做的是一件事———反思；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心愿———讲真话。

    《随想录》有什么了不起，比得上他翻译的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吗？

    比不上，根本就不可比。巴金写作《随想录》始于1978年，时年七十有四，这样高龄带病写作，难免朴拙，难得的是执著；而《随想录》的出版颇有曲折，他的故乡心有余悸的出版社不经同意就将某些“敏感”篇什删得有题无文，我们怎忍心责备他的思考情胜于理，“没有达到他理应达到的深刻”？

    然而，《随想录》体现了他早年秉持的写作信条“将心交给读者”，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我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把心交给读者，呼吁世人讲真话，他“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他的这种光辉人格不能不感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人们看重的是，他是一个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善良的人道主义者，他具有我们这片土地所稀缺的“求真意志”与“忏悔意识”。正是出于这种钦敬，他的同辈人、戏剧大师曹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良心”。曹禺这一说法在文化界知识界乃至全社会被广泛认同，新华社在他逝世当日播发的特别报道，大标题就叫作《别了，“二十世纪的良心”》，内文称他为“讲真话的一面旗帜”。

    “讲真话”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训；从小幼儿园阿姨就教我们不要说谎；领导一向教导我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然而，残酷的生活现实却教训人们，求真求实是何等艰难，“讲真话”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五卷《随想录》耿耿不忘的、记录的、反思的，不就是几十年间巴金及其同代人被迫自诬诬人“由人变兽”的经历吗？“文革”的浩劫过去了，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不过是要求“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我们从今以后堂堂正正做“人”。但是他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只能记住老人的这个遗愿，等待着告慰巴金在天之灵的那天早日到来。

    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感动的心理条件是共鸣。人们“接受”巴金作为“世纪良心”的符号，认同其意义，盖因“讲真话”很难，非平常的血肉之躯甘愿承担其沉重。若不然，堂堂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较多披露审计报告，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直率批评地方官员，怎么会说反正自己快退下来了呢？而人的天性是，消极地讲希望“免于恐惧”，积极地讲渴望表达个人意见，以参与社会活动与公共事务呀。

    道理其实很简单，巴金对“讲真话”的呼吁之所以“感动中国”，其实就像“超女”大赛的主题词“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之所激起千万人响应一样，不过是与人们的心声发生共振了。唐人有诗句道是：“人无百年寿，百年复如何！”如果我们连“讲真话”都不敢都不能，苟活到一百岁也不过是行尸走肉，活着有什么尊严有什么价值？

    《人民日报》10月18日李辉悼念巴金的专文题为《巴金：巨星陨落，光还亮着》。那么，让我们在巴金老人心灵之光的照耀下，继承他坚守良知顽强求真的精神，去开创讲真话的美好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