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随想录》是在1978年底开始写作，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刚开始时不过是应编者老朋友潘际垌之约而写，并无长远的写作计划。只是稍后发现在该地该报发文章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因为他在经历“文革”以及前几十年的惨痛经验以后，渴望独立思考，再也不要“奴在心者”。他觉得写这样的随想，可以比较及时表达自己的思考、认识和探索；那时他又正觉得有满腔的话要说，有感情要宣泄，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汹涌而出。于是，渐渐地他有了一个想法：写五本这样的随想录。后来，主要因为疾病缠身，多次住院治疗，直到1986年才完成，历时近8年。
    那时也有一些别的重要报刊邀约他写，尽管都是一些非常友好的老朋友，但他都没有从命，还是因为言路不畅的原因。他对罗荪（《文艺报》主编）说：“在《文艺报》发表文章，不能像写《随想录》那样随说一通，大陆上的读者对‘随想’久已不习惯了。为《文艺报》写文章，总得慎重些……”他对姜德明（《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说：“（随想录）文章是为潘际垌写的，不一定全是‘大路货’，给（人民）《日报》，不一定恰当，怕给你们找麻烦，请原谅。”没有想到，后来，在《大公报》也曾遇到对他的文章乱删一通。有一次，凡是与“文革”有关的，统统删去；甚至神经过敏到连“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竟与“文革”中的“牛棚”联系起来，当作忌讳，也毫不客气把它砍掉了。巴老大为恼怒，严重抗议同时，决定不再给他们写了。后来还是潘际垌从中斡旋，巴老才原谅了他们。

    这都说明当时写作环境并不顺畅，阻力压力都很大。内地读者也较难读到《随想录》。但是，巴老总结几十年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教训，还是坚持不懈地大声疾呼“讲真话”。他在《随想录》里至少写了七篇以“讲真话”为题的文章，有一本集名就叫《真话集》。这个呼声，这个连小学生都应懂得并且付诸实践的道理，在中国却是一个多么沉重而又艰难深刻的话题，一个针砭时弊和国民性痼疾却又为一些人极为恐惧抵牾的呼唤……因此，巴老一方面不断遭到明枪暗箭的攻击，另一方面，后来又为一些轻薄少年的无知嘲弄……但巴老并不退却。

    他清醒地认识到：“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他也清醒地看到此事的意义重大：“讲真话”——独立思考——言论自由——人权——道德理想的重建和人文精神的提升，这是一条现代精神文明链，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实在太重要了。他在给萧乾信中就曾说：“这些年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想到这，我就悔，我就恨，不过我总算留下一部《随想录》，让后人知道我的经历，我的感情；我还指出了一条路：讲真话。”

    终于，随着《随想录》五卷的出版，巴老的思想在内地也开始广为流传。巴老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自我的严苛拷问，呼唤“讲真话”的巨大现实意义……渐渐为人们所理解、呼应和支持。想到20年后的今天，开始提倡“诚信”、“求真务实”，企望用来治疗、改造被谎言和欺骗渗透在各个角落的社会顽疾。这不能不说是对巴老“讲真话”的积极认知，也说明我们的社会车轮正在向前转动。

    随着历史的进展，《随想录》的思想文化内涵，也许会更加深刻显示出来。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人类，其影响将是深远的。这使我想起我曾接触到的海外的一些反应。例如，日本石上韶翻译《随想录》，几乎是每一卷都与香港出版的中文版“同步”，比中国内地出版得早。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巴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固然是由于巴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更是因为他在《随想录》中表现的深厚的人文情怀。

    有一次，1986年10月，中国部分作家接待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一行，举行座谈。说着说着，水上勉说到了巴老，非常动感情。他说：“我很高兴，称我是巴金先生的朋友。但我也很惭愧，我还不能称为他的朋友。我只能算是他的弟子。他是我极尊重的前辈。

    “我想介绍一个情况：（日本）岩波文库是不收小作家（指一般作家）的作品的。他们很早就收了巴金先生的《家》。说明日本读者很早就承认了他。岩波文库也很少收活着的作家的作品，但收了巴金的。巴金的《随想录》在日本拥有很多的读者。一般说来，日本作家要出版随笔集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能畅销。但是他们却连续出版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可以想象是因为拥有很多的读者。

    “我九次访华，但却没有学会中文。听说巴金先生七十多岁时还在学日文。我很惭愧。巴老在《随想录》中说：一个人不应该在人家痛苦面前盘腿而坐。我每每读到这里，总是含着热泪。我相信这样的话也激动着日本青年读者。”

    同行的日本女作家大庭美柰子也说：“《随想录》中讲到一个小骗子的故事。人们会责备这个小骗子，嘲笑受骗的人。但是，巴金却说：不要笑他们，我们大家都应该想一想，是我们大家都受骗了！他讲得多么好！我非常爱读巴金的作品。《家》就不必说了。《随想录》我就非常爱读。”

    水上勉讲话时，脸上漾着虔诚的崇敬的神情。这使我想起几年前，也就是1983年秋，我和谌容一起接待过另一位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她就是当时非常走红的电影《华丽家族》原著作者。她刚刚出版了新作《两个祖国》，厚厚的三卷。在座谈结束时，她说：她到上海想去拜望巴金，说她“渴望见到巴金”。我们告诉她，巴金先生生病正住在医院里。她说：“我到上海，哪怕到病室去站五分钟，只是看看他，不说话，把这套新书送给他。我就很满足了！”

    当我想到这些外国作家怀着这样的深情，有这样的眼光，相比之下，我感到汗颜。显然，我们对巴老的认知和理解，还是少了一些。

    ※《红楼梦》第一回中有一首据说是“标题诗”，末二句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想借此形容巴老和他的《随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