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巨匠，作家的楷模，人民的良心”。这三句正是巴老在我心中的定位。李国文兄说巴老作品贯穿着“悲悯感情，觉醒心声，自省意识，纯净精神”，也是我心中最深的感受。有不少外国朋友和我一样，对巴老的“自省意识，纯净精神”非常钦佩和崇敬。

    1980年巴老率团访问日本，我任秘书。到东京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要亲自接见巴金和全团，表示破格地尊重，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巴老和外国政界要人的交谈，为其真诚与善意而震惊。他没讲太多外交场合的客套话应酬话，而以尊敬友好，真挚热诚，敦厚祥和的口吻，回顾了几千年来两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珍贵历史，为近百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给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表示痛心，表达了珍视历史开创未来的愿望。充满善意而又机智敏锐，在座主人都频频点头，连连称是。第二天报纸一发表，在日本全国引起了共鸣。

    《朝日新闻》请巴老到该社演讲，并现场广播。巴老认真作了准备。讲稿写好后请日本翻译站八木译成日文，要她明天照稿子读。小八木是在中国长大的姑娘，这对她不难。谁知她译完后却表示明天不能到台上念。我问为什么？她说：“巴老谈中日两国历史悠久的友谊和帝国主义给两国人民造成灾难；谈作家对人民对和平的责任，说的都是心里话，重要的话。我怕读得不好，对不起大家。”女作家丰田正子听后自告奋勇由她来念，她怕小八木的字认不清，晚上把稿拿去重抄了一份。第二天早上我见丰田的两眼又红又肿，一脸疲惫相。我问：“您是不是昨天睡得太晚了？”她说：“我一边抄一边哭，哪里还能睡？这样真诚热情而又自律的文章真少见。”

    开会时，巴老讲完，丰田女士上台朗读译文。随着她的声音，台下越来越多的人拿手帕擦起眼泪来。巴老演讲是由电台直播的，散会后马上又有人打电话来，请求电视台将巴老的演讲和丰田女士的朗读在明天电视台上重播一遍。后来我们到奈良时，奈良市长一见面就说：“我从电视中听到巴金老先生的讲话深为感动。中国是母亲，日本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尽管儿子有时会超过母亲，但儿子终究是儿子。”

    过了两年，日本作家水上勉、黑井千次、井出孙六等到中国来，我陪他们。我问水上勉最想看的地方是哪里？他说：“别处都由你决定，但巴金先生在成都的故居我一定要去。”他解释说，他是佛教徒，信仰禅宗坛经;他又是作家，崇敬人格的高尚。所以来中国有两个地方必须去，一是六祖慧能接受衣钵的黄梅，他已去过，并从黄梅带回一粒菩提子种在了自己窗前;二就是要到巴金先生的故里，瞻仰一下产生这位伟大作家的土地，他说的“从前辈作家手中接下来的火炬，有责任把它再传给后人”，这是我们作家都应遵守的职责。

    我们到成都后，才知道巴老旧宅已变成某军文化团体的驻地，几经联系，回答都是“军事重地，严禁外国人进入”。我想劝水上勉改变行程，下次来华再去，他却坚持不改。没奈何只好电告中国作协，中国作协又报告军委总政，总政再按系统给以通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获准参观其中部分地方。我赌气拒绝入内，站在门外等候。即使这样，水上勉先生出来时脸上还是露出欣慰感，到上海见了巴老，还感谢他的谦虚大度（听说现在巴老故居已收归文化部门管理，并有所修复，我在此谢谢有关的各位领导）。

    此后几年巴老的身体日渐衰弱，到1984年国际笔会在东京召开时，他已不便也不愿再去了。不料日本笔会负责人井上靖先生特意赶到上海，亲自恳请他赴会，巴老立即答应了。我们劝他考虑身体情况，不要勉强。他笑着说：“交朋友就要交到底，去！”这样我第二次随巴老去了东京。

    巴老在大会上有个重点发言，在谈到“文革”的教训时，对自己在那特殊时期的一些思想和言行，作了无情的剖析，令在座的人非常震惊。这时中国比4年前开放多了，控诉“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文章已经发表很多，连原来的“大批判斗士”都换套打扮转入“伤痕”队伍了，但自省自责的文字却未见过。巴老一讲完，有位日本作家就跑上前来激动地说：“说受害人对那场灾难也负有一定责任，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巴老说：“我认为那10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散会后回到宾馆，我对巴老说：“您的话叫人感动。那个日本人说的是心里话。”巴老说：“他的话是我没料到的。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这是巴老最触及我良心的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反右派斗争时，在要凑合活下去还是要坚持理想的紧要关头，我自己何曾没做过亏心事，没讲过违心话呢？我在批判《武训传》时打过冲锋；反右派时批判过刘绍棠；“文革”中在造反派面前骂过自己并揭发过别人，我怎么就不敢公开揭露自己的丑行呢？

    我年轻时崇拜过托尔斯泰的“人格自我完成”精神。导师张天翼先生也教导我：“作文先学做人”。我也相信只有自己心灵纯洁美好才能对客观世界感受正确，才能孕育出艺术感人、思想有益的作品。对此曾每日三省我身，发现一闪念中、甚至下意识里有与人民群众喜恶不同之处，也都决心改正，割除劣性，培植良心。还把每一天的所作所想都记录下来，检查思考。但这样做一时容易，终生坚持却很难。到了大举批判“唯心论”“人性论”的时候；到了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自己却找不到犯罪的原由，而越说真话惩罚越重的时候，我退缩了，服软了，宁把纯洁灵魂放在一边，只求凑合活着了。面对巴老的所言所行，能不良心发现吗？

    我多少有了一点长进。至少在复杂的事务面前，宁可保持沉默，也不跟风盲从了。

    巴老是我诚心仰望但永远也追不上去的人格座标。2004年我有一次到了巴黎，从前到巴黎总是先去凯旋门，然后从那里沿着香榭里舍大街走向卢浮宫，而这次去我头一个寻找的则是先贤祠内的卢梭铜像了。因为1979年巴老到巴黎时，曾在这座铜像前低声自语：“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中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在两位贤者共同站立过的地方，我对着自己的灵魂作了一番洗礼。

    国际上对巴老的看法各有己见，法国总统亲自把该国最高奖赏“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捧到上海授予巴老，意大利大使也曾代表政府把该国的最高文化奖项授予巴金。但文化传统与背景不同也会有不同观点与声音，这本不足为奇。奇的是总有些中国人反复打听巴老为什么得不到这个奖那个奖，似乎中国作家的成就非要由某个外国团体承认才算合法。由此，我想引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几句话作为结尾——

    大江健三郎说：“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宏大的三部曲……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这个典范来回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