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浪潮与格局

    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

    唐韵（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文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迄今为止，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新时期军旅文学已经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热沉浮，记录着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的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步伐，回响着当代中国军人的光荣与梦想，它也凭借着与生俱来的阳刚气质和不断向历史和人性深处掘进的昂扬姿态，更深切地融入到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大交响中最雄浑最响亮的一段乐章。当然，30年间军旅文学的发展也有过辉煌过后的失落。惟其如此，我们才应以更加积极的当代意识和清醒的理性姿态，回顾与梳理30年军旅文学发展的历程，为军旅文学如何开创新的发展空间注入新的思考。——编者

成绩斐然的军旅文学作品

    激情岁月：两代作家与三条战线

    唐韵（以下简称“唐”）：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许多领域都在做回顾和总结。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由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1949－1999）》以全景展示的方式，书写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发展历程，并以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现在您又在着手“新世纪军旅文学十年”的课题，企图打通新中国六十年的军旅文学研究。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军旅文学而言，整体上您作何评价呢？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1978年至今的30年，中国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很多变化都是事先无法预料的。军旅文学也大体如此。概括来说，新时期军旅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确切地说是整个80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借用和延续刘白羽先生对“前十七年”军旅文学“两次浪潮”的描述，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阶段分别定义为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要格局的“第三次浪潮”和以长篇小说为主要成就的“第四次浪潮”。我还认为，雷抒雁发表在1979年6月8日《光明日报》上的诗歌《小草在歌唱》和叶文福发表在1979年8月号《诗刊》上的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是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先声之作。它们的创作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有一点时间滞后。这很正常。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反应总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紧接着，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80年徐怀中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在改革开放初期，最先打破沉寂的包括这样一批成名于“前十七年”的老一辈军旅作家，如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徐怀中、李瑛、邓友梅、刘克、苏策、石言、黎汝清、彭荆风、寒风、白桦、叶楠等。与“前十七年”相比，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创作题材、创作手法还是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都有了突破，甚至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他们以自己新的创作成就为新时期军旅文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就是我提出的“两代作家”中的第一代作家。

    “两代作家”中的第二代作家，指的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军旅作家。当然，其中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但还远未成熟。与第一代作家单兵作战的情形形成对照的是第二代作家们的“集团冲锋”。他们来势凶猛、锐不可挡，至今，我们依然记得他们的名字，像李存葆、朱苏进、莫言、乔良、韩静霆、朱秀海、刘兆林、苗长水、江奇涛、张廷竹、唐栋、雷铎、何继青、李镜、周大新、王树增等等，女作家有王海、刘宏伟、成平、丁小琦、常青、毕淑敏、张欣、裘山山等等。这次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是1982年问世的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它们一南一北相继打响，震动了全国，不仅宣告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群的崛起，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的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个方面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待到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问世，则宣布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的开辟。至此，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藉此进入了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唐：那我们就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谈吧。首先是“当代战争”战线的开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南疆发生的局部战争对“文革”后军旅文学的复苏和再度勃兴起到了触媒和兴奋剂的作用。老一代军旅作家像听到集结号一样重拾战斗激情，大批年轻的军旅写作者也一下找到了冲锋的方向，迅速成长为军旅文学的新生力量。

    朱：这就叫时势造英雄。战争总有它的破坏性和悲剧性，但南线战争确实对新时期军旅文学起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将它送上了80年代中国文坛的高峰。这里面，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代作家”的两位领军人物徐怀中和李存葆，以及他们的两部作品《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徐怀中不是一位以创作量的丰硕而骄人的作家，但他却是一位有着纯正的艺术感觉、扎实的文学修养和明确的美学追求的起点很高的作家，“前十七年”里的创作已经显示出他的艺术追求与文学品位。《西线轶事》只是一个短篇，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军旅文学史上，它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西线轶事》再次证明了战争对军旅文学的催化作用，使军旅文学从“文革”时期的政治轨道回到了军事轨道。其次，作者表现出可贵的正视悲剧的意识和反思“文革”的态度，同时体现了强烈的“英雄”意识。第三，作品选材角度独特，全篇弥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并将人物的英雄壮举和人性美的光辉完美融合。《西线轶事》带动了一大批军旅作家在这个方向上展开创作，使那一时期的军旅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开始从神性的高度回到人性的平面，如海波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王中才的《三角梅》、方南江和李荃的《最后一个军礼》、唐栋的《兵车行》、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它通过对南线战争中一支前线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文革”）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译成多种外文后，更扩大了它的轰动效应，为作者也为新时期之初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意味着军旅文学创新局面已经开始，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崛起。在它的感召下，当代战争题材的军旅文学创作呈现了勃勃生机，作家作品不断涌现，其中较出色的有雷铎的《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何继青的《横槊捣G城》，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朱苏进的《欲飞》，周大新的《汉家女》等等。

    唐：“当代战争”战线在“英雄”意识的继承与创新上取得了很大成果，那么“和平军营”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则非朱苏进莫属。您评价他描写职业军人标准得像“正面照”一样，这话让人印象深刻。

    朱：朱苏进1982年发表的《射天狼》，与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仅一举奠定了朱苏进在新时期军旅文坛的地位，而且也标志着和平时期军营生活战线的开展。在这一战线上，朱苏进始终是一只高飞前行的“领头雁”。其后，朱苏进陆续发表的《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祭奠星座》等中篇，均以其角度新颖、立意深邃而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朱苏进的小说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一系列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等职业悖论的追问，最终逼近对人的根本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进而超越军人和军旅题材的局限，达到开阔的人生和艺术的境界。先天的军人遗传与气质和后天的军旅生涯与体验，使朱苏进对真正的军人获得了一种灵犀相通的亲和力，一种彻骨的洞察力和把握力，他以极富军人劲道、气韵和风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洗练传神、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艺术风范，在当代小说界独标异帜。朱苏进虽然所作不多，但几乎是一步一个台阶，把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中国军旅小说稳健地推向前进。紧随《射天狼》之后，一批以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迅疾出现。其中较出色的作家作品有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船的陆地》等，以及唐栋的《沉默的冰山》，李本深的《沙漠蜃楼》，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简嘉的《没有翅膀的鹰》，王树增的《鸽哨》等等。这些作品在军人职业伦理上进行了可贵的探讨，对后来的军旅文学创作也影响颇多。

    唐：说到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的开辟，我们不能不提到莫言。我记得您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中写道“1986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其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莫言发表了《红高粱》。

    朱：莫言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莫言是一位高产并且高质的作家，他的创作有丰富的民间文化积淀，又深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实在是别具一格。《红高粱》系列描写的虽然是生活于高密东北乡的祖辈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但与以往同类题材小说不同的是，它没有把抗战生活当作一种孤立的内容来描绘，而是向我们展示了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自在自为的人生与人性，绘声绘色地呈现出红高粱般质朴强悍的民族生命意识。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一批没有亲历战争的青年作家纷纷投入这个战场并大有斩获，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周梅森的《军歌》、《大捷》、《国殇》，尤凤伟的“抗战系列”等。纵观这些作家作品，崭新的历史和民间立场是他们对军旅小说的突出贡献。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突破了军旅小说表现对象和艺术观念的局限，挑战老旧的创作和阅读习惯，从民间立场出发全新观照革命历史，丰富了军旅小说的内涵。

    潮起潮落：两次浪潮与“农家军歌”

    唐：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打开了我们民族长久禁锢的精神世界，人们欣喜地迎接八面来风，作家创作异常活跃。除小说以外，其他题材的军旅文学创作情况又是怎样呢。

    朱：80年代军旅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诗歌方面如李瑛、周涛、李松涛、程步涛、刘立云等，散文方面如周涛、王中才、杨闻宇、王宗仁等，都有上佳表现。尤其是报告文学，因其与时代同步或关注社会焦点，部分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如钱钢、江永红的《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在这片国土上》，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百万大裁军》，刘亚洲的《攻击、攻击、再攻击》、《恶魔导演的战争》等国际题材系列等等，都是其中的翘楚之作。

    唐：今天再来回顾，“第三次浪潮”中存在有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朱：问题当然有。比如说，和同时期当代文学相比，军旅文学就呈现出明显的“慢半拍”现象。新时期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国文坛异常活跃，各种创作潮流、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相应地，军旅文学的反应却总是滞后甚至缺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再说开去，80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还总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后期，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时陷入“低谷”，但“后先锋”、“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巨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

    唐：那么，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是怎样消退的？

    朱：如前所述，“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80年代初期，形成并鼎盛于80年代中期，而在80年代末期开始瓦解。究其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之外，也有军旅作家自身的局限。比如，1.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缥缈，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持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2.部分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常常陷于一种浅表的功利主义的泥淖，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与重复。3.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学养上的先天不足，经过几年消耗之后，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明显出现了“落差”。4.由于兵员成分发生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改行者、搁笔者使之不断减员，这一支队伍已“溃不成军”。5.随着青年作家的出道成名和资历加深，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急速旋转变化的社会和军营现实亦迫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审视和沉淀的“二度准备阶段”，在题材选择上则出现了淡化军旅色彩的“向外传”（写军营以外）和“向后转”（写童少年经验）的倾向。

    唐：“第三次浪潮”的结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以外，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朱：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了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后，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了文学生态环境的遽变，表现为政治语境的淡化和商业语境的强化，在这一“双重夹击”下，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创作形式，势必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的挑战。还有一个内部原因：80年代军旅文学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规模化集体运作方式，像80年代早中期的各种“征文”活动和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以及后来各刊物耗资甚巨的笔会等，这种集群运作方式无疑是军旅文学的优势。进入90年代后，这些形式的文学活动都因经济原因而渐次停止了。再有，作家面对突然而至的社会变革，他们也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以寻求新的出发点和新的定位。因此种种，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便渐渐消退了。

    唐：您在划分新时期军旅文学“两次浪潮”时，好像没有提到“农家军歌”，这个命名也是您提出的吧？

    朱：“农家军歌”是出现在两次浪潮之间的过渡期。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整个中国文坛包括军旅文学创作都陷入沉闷期，这时候“农家军歌”的悄然奏响，填补了当时军旅文学的创作空白，也适时成为那一阶段军旅小说的“主唱”。追根溯源，“农民军人”主题在90年代的豁然展开，和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密切相关。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它较早地体现了“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等一些“新写实”的基本美学特征。而这种特征给“农民军人”主题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农家军歌”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阎连科和他的《夏日落》、《和平雪》、《中土还乡》、《寻找土地》，陈怀国和他的《毛雪》、《无岸的海》、《农家军歌》等。阎连科们的出现与努力，给“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气象，农民军人形象经过80年代李存葆们的热情澎湃的“英雄化”，与莫言们心理失落的“非英雄化”的两极描写之后，至此开始心平气和地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状态，开始贴近了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境况，并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

    当然，既是“军歌”，则既应有委婉缠绵，更应有激越高亢，哪一个方面缺失，都构不成一首完整宏大的交响乐章。1995年，我就曾在《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一文中指出过“农家军歌”的局限性，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放松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太着力于丰满与真实而忽略了对其根源与背景的挖掘；自传体角度的切入常常导致自我陷入太深而不易超越，知之深、爱之切又往往影响了批判的力度与锋芒，理解与认同相混淆，同情与妥协相伴生；抓住了农民军人与土地复杂的背反关系的同时也将自己置入了一个新的困境之中；显然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等等。这样的一种创作现实使得这支“农家军歌”唱得低徊有余，嘹亮不足。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或在别的一些作家笔下，“农家军歌”开始出现了变调。像石钟山、赵琪、徐贵祥、李西岳、黄国荣、衣向东等，也不断有关于“农民军人”的作品问世，但叙述中没有了与土地之间那种无奈的丝丝牵绊，而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昂扬的品质。

    再度勃兴：长篇小说与第四次浪潮

    唐：以长篇小说为主要成就的“第四次浪潮”的涌动，或者说军旅文学在90年代的复兴与勃发，有着怎样的缘起和契机呢？

    朱：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转型，商业大潮席卷各个角落，人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下海”。文学急遽边缘化，理想、激情、诗意骤然消减，人们感觉麻木，就如当时一些小说题目一样：《一地鸡毛》、《不谈爱情》、《懒得离婚》，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大约三五年。但是，人类终究是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沉沦之后势必迎来精神的反弹和英雄主义的回归。而军队往往集中了一个民族最优秀的分子，是民族也是人类最宝贵最正面精神价值的承载者和承传者。当代文学英雄主义的回潮最早就是从军旅文学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刘静的《父母爱情》、石钟山的《父亲进城》等一批作品开始的。它们延续了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平易、细微的角度入手，以父辈们的革命经历和人生起伏为载体，将英雄主义以“非英雄”的方式重新表达，获得了广泛赞誉和反响，最终根据这些作品素材改写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先是默默无闻地在地方小台播出，到后来迅速持久地红遍全国并以此为转折点，预示了军旅文学的再度复兴。

    唐：作为“第四次浪潮”主要成就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什么具体的标志性作品吗？

    朱：这要前推到1994年朱苏进的《醉太平》和随后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这四部作品一从当代军营、一从当代战争、一从历史、一从未来，全面展开对军人的塑造，对军人价值的沉重追问，对战争与和平的崭新思考。它们在恢弘的时空中包容了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们的“复合”，形成了一个立体、丰满而厚重的整体框架。它们的出现，给疲惫日久的军旅文学注入了活力，把新时期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它们的出现还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已经趋于成熟，也为我们送来了长篇军旅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果不其然，静夜听“涛”数年之后，进入新世纪，朱秀海的《音乐会》，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明天战争》、《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等，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周大新的《战争传说》，陈怀国、陶纯的《我们的连队》，王玉彬、王苏红的《惊蛰》，赵琪的《新四军》，衣向东的《一路军歌》，兰晓龙的《士兵》，李西岳的《百草山》，石钟山的《大院子女》，郭继卫的《赌下一颗子弹》，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刘静的《戎装女人》等逶迤而出，连绵不绝。如果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来陈怀国的《遍地葵花》、朱秀海的《波涛汹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黄国荣的《兵谣》等等，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已由涛声隐隐的“潮汛”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潮。

    唐：与“第三次浪潮”相比，“第四次浪潮”有什么不同之处？

    朱：虽然说由于传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学生态的变更，就社会影响而言“第四次浪潮”（仅限于长篇文本）也许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拟；但可以比较的是，它和“前十七年”以长篇为主体的两次浪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种继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构成了一种对比与补充；而且，从中短篇到长篇，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承续和深化。当然，关于我的“第四次浪潮”判断的主要支撑，首先是有了如上所列约30部沉甸甸的作品，它们不仅可以在纵向的比较中显出新的特质，就是在横向置于当代文坛一流长篇行列中比较，也有相当一部分毫不逊色，它们在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中频频折桂或入围，就足以证明社会的认可。其次是有了一支成熟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他们年龄多在四五十岁，正富于春秋，精气沛然，经验老道，处于创作旺盛期，并有可持续的发展后劲。最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如朱苏进的《鸦片战争》和《康熙王朝》，王玉彬、王苏红的《大转折·进军大西南》和《长空铸剑》，柳建伟的《惊涛骇浪》和《突出重围》，徐贵祥的《弹道无痕》和《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赵琪等的《和平年代》、《新四军》、《最后的骑兵》，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朱秀海的《波涛汹涌》，陈怀国、陶纯的《我们的连队》，江奇涛的《红樱桃》、《汉武大帝》，麦家的《暗算》，兰晓龙的《士兵突击》，王海鸰的《大校的女儿》等大片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们借助影视传媒成倍放大的幅员辽阔的覆盖力量。以它们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军旅文学，包括虽然寂寞但仍旧默默前行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中短篇小说，一道汇入了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四个“失衡”：现状与展望

    唐：对当下军旅文学您认为存在什么问题吗？对未来军旅文学创作，您有什么展望和预言吗？

    朱：经过新时期30年的起伏跌宕，军旅文学现在正处于又一个繁荣期。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其中潜在的问题，归纳起来可以说有“四个失衡”：一是题材失衡。即写作历史题材（战争年代）的多，涉及现实题材的少。就现有的描写现代军营生活的小说，我认为还没有出现深度超过《醉太平》的。二是体裁失衡。现在长篇繁荣，而中短篇佳作少见，诗歌散文则更式微。这就有一个潜在问题，那就是不经过中短篇小说的训练和磨练，今后的长篇作家从何而来？目前来说，依然坚持中短篇创作的军旅作家只有裘山山、温亚军、王棵等少数几位。三是队伍失衡。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以50岁上下的中年队伍为主，二三十岁的年轻作家较少，可以想得到的大约只有王棵、冯骥、刘健等，这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等方面，90年代以后也还是出现了一些优秀之作，像李存葆的《大河遗梦》、朱增泉的《秦皇驰道》等的文化大散文，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等航天系列，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长征》等非虚构文学，王久辛的《狂雪》、辛茹的《寻觅光荣》等诗集，都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性大奖，代表此一时期军旅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的突出成就。但和军旅长篇小说的繁荣比较，还是显得势单。四是创作与批评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徐怀中提出创作批评“两个轮子一起转”，军旅文学批评一度显现出繁荣景象，有一批批评家如周政保、张志忠、黄国柱、陆文虎、张西南、丁临一、陈先义、叶鹏、吴然等，都比较活跃，为80年代军旅文学的繁荣作出过不可忽略的贡献。但是后来，随着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评论家的改行或是从政，造成从业人员严重流失。

    对于军旅文学的未来，我希望作家们在提高个人素质、积累创作后劲上继续努力，立足军营、坚守阵地，在绿色加方块的限定中“掘一口深井”。如是，他们则必须在“高”与“低”两个向度上做出努力——所谓“高”，即跟进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及时了解与熟悉高新技术前提下的新军事变革，并完成艺术转化；所谓“低”，即深入基层，把握广大官兵的脉搏，体察广阔军营的现实矛盾，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军人的真情实感。同时，坚定文学立场，警惕市场与金钱的诱惑，在保持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和审美风范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推陈出新，以更加开放的气度、更加平和的心态，汇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大潮之中。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