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1894-1961），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出生在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一座梨园世家的旧居。

    １９０４年８月１７日（农历７月７日），在北京广和楼戏馆第一次登台，在《长生殿·鹊桥密誓》里演织女。

    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４日，在北京吉祥园上演创编的新戏《黛玉葬花》；４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在北京吉祥园上演创编时装新戏《一缕麻》。

    １９１８年，梅兰芳演出《游园惊梦》，梅派《游园惊梦》堪称中国戏曲艺苑中的奇葩；同年，创编演出了《麻姑献寿》、《红线盗盒》。

    １９２７年，被评为京剧“四大名旦”之首；创编新戏《俊袭人》。

    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８日至７月，率承华社剧团部分演员经日本横滨、加拿大维多利亚赴美国演出，先后在西亚图、芝加哥等地演出７２天，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其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１９４１年，蓄须明志，息影舞台。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重新登台，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与俞振飞合作演出了昆曲《断桥》、《游园惊梦》等剧目。

    １９４９年７月，出席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９月３０日，当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１９５５年１月，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院长；４月，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为梅兰芳、周信芳举办了舞台生活５０年纪念活动。

    １９６１年５月３１日，在中国科学院为科学家们演出《穆桂英挂帅》，这是梅兰芳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演出；７月９日，被任命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８月８日凌晨５时，在北京病逝。

    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的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的劳动，不断的锻炼，不断的创造，不断的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梅兰芳

    梅兰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位列“四大名旦”之首，为我国京剧艺术，尤其是旦角的表演艺术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新兴旦角行当艺术的先驱，他的表演雍容华贵、典雅清秀、落落大方、为人争看。每当有梅兰芳先生的演出，整个剧院里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也正因如此，梅兰芳先生为京剧艺术鼎盛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还将京剧艺术引向世界舞台，提高了京剧在世界的知名度。

    梅兰芳先生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梅巧玲是清“同光十三绝”之一，父亲梅竹芬英年早逝，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梅兰芳很自然地继承了祖业。在学习京剧的过程中，许多京剧的老前辈、老行家都曾经帮助过他。他学习青衣，师从吴菱仙、陈德霖，学习花旦受教于王瑶卿、路三宝，昆曲受益于丁兰孙、乔慧兰、陈嘉梁，而作为一个京剧演员所必备的武功也得到了钱金福、茹莱卿等老先生的指点，这也为梅兰芳将来在京剧表演艺术上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些前辈艺术家的帮助下，梅兰芳在表演上创造性地突破了以前京剧表演的传统形式，打破了旦角行当在当时的界限，将花旦、青衣、刀马旦、武旦糅为一体，而且吸取了昆曲、皮黄等传统民间戏曲的一些利于京剧的特点，使得当时的旦角表演艺术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

    梅兰芳在唱工方面，嗓音甜亮、吐字清晰，行腔圆润流畅、韵味醇厚；念白注重四声，讲究五音。听来刚而无棱，柔而不弱。在动作和表情上也是细腻优美。不仅如此，梅兰芳在京剧的服饰、舞台、内容、唱腔、动作以及形式方面都做出了令后世称赞的创新与发展，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多才多艺，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锐意改良 中兴京剧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２日，梅兰芳出生于北京李铁拐斜街的京剧世家中，就在他出生两个多月之前的８月１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在其幼年时代，整个国家处于危机四伏之中，由于甲午中日战争助长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整个中国几乎被瓜分殆尽，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民族危机必然也会引出文化危机，中国的一切传统事物和文化都面临着严重的历史考验。京剧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能否在危机时刻得到保护和发展，是当时摆在每一个京剧界人士面前的重大课题。

    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在“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进步文学思潮的带动下，京剧改良运动也孕育而生。一些爱国艺人开始着手编演新剧。这个时期，时装京剧大量涌现，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很大的创新。京剧改良运动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才告结束。梅兰芳１９１３年从上海回来以后，对当时的社会新思潮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并且开始酝酿编演时装新戏，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在辛亥革命之后，一些人忧心于传统文化的衰落，提出要保护国粹，使得复古思想逐渐抬头，“孔教”也被康有为鼓吹为“国教”。这种情况使得在京剧舞台上风靡一时的时装新戏和文明戏一样，几乎失去了观众，一些人甚至对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以虚拟化和程式化为特征的中国戏曲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对西洋戏剧又一味地崇拜，主张在戏曲阵地也要“全盘西化”。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一方面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接连排演了一批具有进步意义的时装新戏；另一方面，他也对当时的这种京剧改良运动产生了新的看法。１９１８年，他在北京吉祥戏院演出了他的最后一出时装新戏《童女斩蛇》后，便“向古装歌舞剧发展，不再排演时装戏了”。可见，他后来不再排演时装新戏，的确是想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一点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京剧早在明朝就已经进入北京，成为当时宫廷内外人们主要的娱乐活动。在清朝末年，皇室为了满足自己的声色之娱，迫使戏曲艺人进到宫中演出，企图借此教化臣民，保全基业。青年的梅兰芳在这种环境下对京剧的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勇敢地进行了锐意改良。直到今天仍在流传的著名梅派剧目《贵妃醉酒》，就是体现他反对封建王朝欺压女性的后妃制度的一出经典剧目。梅兰芳通过排演《贵妃醉酒》对杨玉环进行细致的内心刻画，加之动作和身段的巧妙安排，向观众表现出了杨玉环在这种后妃制度下的悲惨命运以及她的苦闷心境。

    梅兰芳在这一时期所排演的京剧不仅仅反映了当时妇女受到欺压的状况，女性的那种不畏权势、勇于抗争的精神也在他的表演中得到了体现。这类戏在他演出过的剧目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宇宙峰》中赵艳容这一艺术形象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梅兰芳在这出戏中对唱腔、身段都做了精心的安排，用以进一步深刻地体现赵女的反抗精神。在这出戏中，梅兰芳所饰演的赵女为了反抗秦二世，装疯卖痴，可以说是整出戏的一个亮点，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肯定和褒扬。

    梅兰芳在青年时期对京剧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在内容方面令人称赞，在京剧的舞台、舞美等其它方面，也做出了令人叹服的革新与发展。

    在旧社会，京剧舞台上存在着很多的陋习，例如每当演员唱完一段戏，前台检场的人就会上台给演员端上一个小茶壶让他喝一口茶，这叫做“饮场”；还有一些明明是剧中的人物，当他们下场后，又坐在台口穿着戏装看戏，这叫做“龙套看戏”；一些拉胡琴、打锣敲鼓的伴奏人员也要坐在台上，这叫做“出台场面”。这些人不管观众是否愿意，在台上来回地走动，严重影响了舞台表演的完整性，这在从前的戏馆里，是司空见惯的。梅兰芳对这些陋习深恶痛绝，他决定从自己做起。在他的演出中，检场的人尽可能不再出现在舞台台面上，而伴奏人员也隐蔽在台口的幕后。这样一来，舞台上的表演便不再断断续续，具有了一气呵成的完整性，也使得台下的观众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欣赏艺术家们的高超演技和优美唱腔。在梅兰芳的带动之下，陋习逐渐地在舞台上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梅兰芳对中国京剧艺术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京剧舞台华丽优美，演员所穿的衣装服饰也是色彩鲜艳，演员的化妆惟妙惟肖，给人以美的享受，可是在旧社会，戏曲舞台可不像今天这样动人。梅兰芳对舞台色彩搭配是否得当十分重视。他在编演《天女散花》和《洛神》等剧目时，对舞台布景的使用做过很多次尝试。在排演《洛神》的最后一场时，他使用了画着山水的布景，并在台上搭起了高台，以便于表演，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１９２４年５月，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来京访问，对梅兰芳的表演十分赞赏，但是对布景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认为“这个美丽的神话诗剧，应从各方面来体现伟大诗人的想象力，而现在所用的布景是一般而平凡的。……色彩应用红、绿、黄、黑、紫等颜色，创造出人间不常见的奇峰、怪石、瑶草、奇花，并勾勒金银线框来烘托神话气氛”。（梅兰芳《忆泰戈尔》）梅兰芳接受了泰戈尔的意见，重新设计了布景，使得舞台效果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舞台演员的服饰上，梅兰芳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京剧舞台上服装的讲究很多，特别是颜色搭配，一定要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与性格。举个例子，褶子是戏中人物的便服。梅兰芳认为，《铡美案》中秦香莲是一位普通的民女，所以应该穿素褶子，而像《游园惊梦》中杜丽娘的服饰就应该是花褶子，因为她是位出生在贵族家庭的大家闺秀。这些因人物身份而异的服饰区别，在舞台上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除了服装之外，梅兰芳对演员穿戴的盔头、鞋靴以及随身佩戴的许多小饰品也做了深入的研究。《贵妃醉酒》中杨贵妃所带的凤冠就要与宫廷中贵妃的身份相适应，这种凤冠是依据明代真凤冠的大致模样定做的。而杨贵妃所穿的服饰也是基本上符合明朝官服制度的。除了《贵妃醉酒》之外，像《霸王别姬》中能够充分体现项羽西楚霸王身份的黑蟒服饰，也是梅兰芳经过考证才决定运用的。

    梅兰芳在扮相改革方面最大的贡献是首创古装戏中的“古装”扮相，他在演新编的“神仙戏”，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等时，为了更确切地描绘出剧中人物的形象，仿照画上的发髻创造了“古装头”，由两张大贴片代替了小片子，并在额前加上一绺“刘海”，头的后面由“头套”（发髻大辫子）代替了“绵帘子”，（又叫绵尾子）。梅兰芳在这些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后人挖掘、整理与学习。

    除了对京剧内容形式、舞台服饰的革新与发展之外，梅兰芳对京剧在国外的发展也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使京剧这一中国古老的传统戏剧形式不再固步自封，而是走出了国门。１９１９年，他首次带团赶赴日本访问演出，受到了日本友人的热烈欢迎。这也是中国京剧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外舞台上进行演出，意义十分重大。日本人民对中国京剧和梅兰芳的演出的喜爱程度是空前的。他把中国传统的精湛艺术带给了日本人民，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１９３０年，梅兰芳赴美演出轰动了美国，他的演出场场爆满，街头巷尾人人争说梅兰芳，报界连日纷纷刊载赞誉文章，一时出现了“梅兰芳热”，不仅使文艺界极为震动，也引起教育界的极大关注。各大院校纷纷动员学生观看梅兰芳的演出，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还出现了前往观看梅兰芳演出的学生学年分数加一分、未观看梅剧者则扣一分的临时规定。各大学都争先恐后地请梅兰芳来校，或参加戏剧座谈会、或作学术报告、或参观、或表演、或参加宴会等。在赴美演出的过程中，沙莫那大学以及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均授予了梅兰芳文学博士的荣誉头衔。梅兰芳将我国的京剧艺术领进了世界戏剧的大堂中，可以说他就是带领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梅兰芳在青年时期大展宏图，为我国京剧的发展作出了令后人称道的贡献，所以这一时期也正是梅兰芳的辉煌时期。

    精忠报国 浩然正气

    到了梅兰芳的中年时期，本来应该是他进一步大展宏图的时候，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中国，使得战争的阴云又一次席卷了中国大地。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梅兰芳在京剧上的发展与创新也放慢了脚步，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历程中，宣扬精忠报国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思想的剧目占了不小的比重，梅兰芳作为一位爱国的京剧艺术家，当然也不例外。由于他是一位旦角演员，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视点投到中国古代的英雄女性身上，对这些女中豪杰的浩然正气与爱国情怀加以热情的歌颂。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他编演了《木兰从军》、《抗金兵》等一批宣传爱国主义、提高人民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剧目，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也达到了开启民智的目的。

    梅兰芳在排演《木兰从军》时，为了能把花木兰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巾帼英雄塑造得更加生动真实，不仅仅在史实的考证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在剧情的安排、唱腔的设计以及人物的动作身段方面，都做了悉心的策划。关于花木兰的戏，梅兰芳完全按照古乐府诗《木兰辞》的原著内容进行改编，为了突出剧中人物，尤其是花木兰的性格特点，在塑造花木兰的人物造型上，梅兰芳考虑到她女扮男装的身份，在开场时以一位青衣小姐的打扮出场，等到替父从军时，又立刻改做小生的打扮，这便符合了原著中“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意思。在身段安排上，梅兰芳在茹莱卿的帮助下采用了《乾元山》中哪吒的身段，使花木兰的形象显得更加沉稳威猛；在情节的安排上，梅兰芳也是基本上按照《木兰辞》原著的意思进行编演的。在这出戏成功上演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而开启民智的成功也是不言而喻的。

    梅兰芳不仅在编演新剧上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且他在战争岁月里以身作则，充分体现出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作为一位爱国艺术家所具备的凛凛正气。“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曾派一位旗人多次专程邀请梅兰芳去参加“大清复兴庆典”的演出，结果遭到了梅兰芳的严厉拒绝与斥责。到了１９３７年，随着“七七”事变的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燃到了祖国的内陆。上海沦陷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梅兰芳趁着赴香港演出的机会，离开了上海，留居在香港，坚决不为日伪敌人演出。为了抵制为日寇演出，梅兰芳决心蓄起胡子，不再登台，这件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人们对梅兰芳蓄须明志仍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种爱国主义的表现是无可厚非的。当然，他这样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曾经对家人说：“事到如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还怕什么？”这表现了一位爱国艺术家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梅兰芳的爱国情怀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舞台上扮演了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等巾帼英雄而被观众所认同，更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体现出了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英勇气概。

    可以说，在梅兰芳的中年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原因，梅兰芳对京剧艺术的革新与发展陷入了低谷，战争的爆发，使他阔别舞台有8年之久。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人们称赞的，虽然在这段时期，他对京剧所作出的贡献不像青年时期那样辉煌，但是他的精神却得以留芳后世，这不得不说是他所创造的另一个辉煌。

    老骥伏枥 续写辉煌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梅兰芳在经历了清朝、民国时期之后，认识到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时代，才是他艺术大放异彩的宝贵时刻。他在解放后，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在１９５９年，６６岁高龄的梅兰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这一时期为我国京剧艺术在新中国以及世界大舞台上的发展与普及作出了比前两个时期更加卓越的贡献。

    １９５０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梅兰芳当时也已年过半百，他不顾劳累，毅然率团于１９５２年奔赴朝鲜战场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在朝鲜慰问期间，梅兰芳深深地被这些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所打动，他在《在和英雄的朋友和亲人相处的日子里》曾这样说道：“用什么字眼能够形容在朝鲜看到我们祖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时的感动呢？在60年的生活经验里，我几乎找不到一个相同的例子。看到他们不由得教人想起我们祖国人民这几年来幸福的美好的生活，想起祖国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想到自己今后更该以多大的努力为祖国工作才能报答我们最可爱的人——这些3年战斗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战士们。”从这段话中，梅兰芳用“报答”二字充分地说明了他将爱国热情完全融入到保家卫国的崇高使命中去了。他不辞辛劳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做慰问演出，在精神上激励他们，虽然每场演出都要演四五出大戏，但是梅兰芳并没有怨言，而且十分愉快。

    １９５１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剧改革总方针，我国戏剧出现了繁荣的新局面。梅兰芳对这个戏剧改革总方针是十分拥护的，并且身体力行地认真加以贯彻与实践。实际上，从他一生的艺术实践上来看，他早已极为深刻地贯彻了这个总方针。解放之后，他夜以继日地对传统剧目进行改编与整理，并且在年迈体衰的情况下，主动编演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大型京剧《穆桂英挂帅》，为我国的京剧艺术事业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在梅兰芳的艺术生涯中，塑造正气凛然的爱国艺术形象占据着他艺术构思与创作的较大部分。前文提到了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耗费大量心血排演《木兰从军》、《抗金兵》等爱国主义剧目，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他又特地编演了《穆桂英挂帅》。当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艺术家，仍然不顾自己的身体而在同一台戏中扮演青衣兼刀马旦两种角色的穆桂英。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梅兰芳就曾经扮演过《穆柯寨》和《枪挑穆天王》中的穆桂英。但是在《穆桂英挂帅》这出戏中，穆桂英不再是一位英姿飒爽、英勇威猛、年轻气盛的巾帼英雄，而是一位饱经忧患、退隐闲居的家庭妇女。在剧中，她对宋王朝丧失了信心，但是当帅印摆在她面前时，通过思想斗争，她最终高捧帅印，成为统帅三军的大元帅，再度出征。穆桂英的这种浩然正气和博大胸怀，正是这出戏的重点。梅兰芳除了在内容上作了仔细的编排之外，在唱腔设计、身段动作以及场面设计等方面，都作了细心的研究。在第五场《捧印》这场戏中，梅兰芳大胆地运用哑剧的表演形式，通过身段舞蹈的变化让观众从更深层次理解和看清穆桂英的思想变化以及为了保家卫国义无反顾的思想脉络。当穆桂英将帅印高高捧起并高唱“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这几句豪言壮语时，观众的心自然被深深地感动了。实际上，梅兰芳辛勤努力所塑造出的穆桂英浩然正气的舞台形象，也正衬托出了他自己弘扬祖国京剧艺术文化的爱国情怀。

    永远的楷模

    １９６１年８月８日，梅兰芳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６６岁。

    郭沫若先生在梅兰芳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提到：“你（指梅兰芳）的一生是艺术活动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美化社会的一生。”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和正确的。

    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精髓，从古至今，不论是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我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梅兰芳经历了清朝末期、民国时期和解放后的新中国3个历史时期，他在这几个时期历经艰难坎坷，但是他仍然坚贞不渝地在爱国主义这面精神大旗下奋勇向前，决不后退。他不仅在舞台上生动细致地刻画出众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巾帼英雄形象，而且还以蓄须明志的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爱国主义光辉思想，为繁荣祖国的京剧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