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时，金庸接受本网记者采访

　　我本平凡

    金庸出生于1924年，原名查良镛，当过记者、办过报纸、写作武侠小说。

　　骄人业绩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誉为武侠小说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代宗师”和“泰山北斗”。他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香港“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

　　本真语录

    我有讲故事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取得了成功。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经典评说

    我顿想起《天龙八部》用来形容身在高位但和气可亲的段正淳的一句话：‘大富大贵而不骄’。常有朋友问起金庸是怎么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常引用这一句话。

    ——武侠小说家温瑞安

    绝代宗师、香江第一健笔、华人作家首富———金庸有很多“头衔”。

    今年夏天，金庸又有了新头衔，成为中国作协新会员。此消息传出，虽有金迷的反对声持续，而另一方面，金庸被“中国文学殿堂”的认同，也更加明确。

    中国武侠小说长期以来被视作“不入流的下层文学”，并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因金庸而改变。

    以书生之躯，手中一支笔，金庸办成了三件大事，写武侠，办报纸，搞政治。这三件事里，尤以写作武侠小说对中国六十年来的文化功勋卓著。

　　一战成名，成新派武侠宗师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县一个名门望族。海宁查家的宗祠里，有一副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其中，查良镛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其爱国思想对金庸影响很大。

    少年金庸考入嘉兴中学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故乡沦陷。他和同学以十余岁年纪，辗转逃难，跋涉两个月，行程千里，到达浙南山区避难，并继续学业。

    高中毕业后，金庸被西南联大录取，但因路途遥远，加上缺少经济资助，他上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文系，结果，一年后他冲撞校方，被勒令退学。

    1947年，23岁的金庸考入《大公报》。以“文人论政”影响当世的《大公报》，对金庸产生了极大影响。次年3月，著名报人胡政之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报社派金庸南下，成为金庸命运中最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1950年，《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创刊后，金庸去做副刊编辑，与梁羽生一个办公室。据传，金庸与梁羽生订有武侠小说之约：几十年后回顾，看谁写得好。

    1955年初，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连载完毕，须有新的武侠小说顶上，总编辑罗孚向金庸约稿。于是，1955年2月8日，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

    武侠小说家金庸，由此正式登场。

    《书剑恩仇录》引起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次年1月1日，金庸第二部作品《碧血剑》开始在商报连载。1958年，《射雕英雄传》发表，一举奠定了金庸新派武侠小说宗师的地位。其受欢迎程度，超过了动笔更早的梁羽生。

    《射雕英雄传》走出了香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世界引起轰动。

    金庸好友评价道：“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梁羽生对自己和金庸的评价是：“开风气者梁羽生，集大成者金庸。”

    武林至尊，“有华人处必有金庸”

    1969年10月，金庸开始撰写《鹿鼎记》，这是他武侠小说的封笔之作。

    这部小说当时引来很大争议，争议集中在它是不是武侠小说。而读者公认的是，《鹿鼎记》已成为武侠小说难以逾越的高峰，而且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殿堂。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之后，金庸多次对其小说有修订，而未再有新作。而此时他作品的流传之广，已可以媲美《红楼梦》。下至贩夫走卒，上至邓小平、蒋经国这样的政治人物，都是金庸小说的读者。

    金庸对邓小平向来崇拜有加。

    “文革”中他曾在《明报》发社评为邓小平抱不平，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政策。而且他准确预言了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在他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

    1981年7月16日，金庸几十年后回到大陆，两天以后，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金庸，并说了一句，“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这次会见对金庸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5年6月，中央委任金庸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金庸登台发言，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明确表示基本法应维持香港人原有的“自由和人权”。

    1986年4月基本法政制小组成立，金庸为两位负责人之一。1988年11月，金庸赴广州出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会议，他提出的“新协调方案”最后成了主流方案。

    而上世纪70年代末已在大陆流传的金庸小说，上世纪80年代初也在大陆正式出版，并迅速掀起出版热潮。金庸和他的武侠，风靡大江南北。甚至，那时的少年无人不知金庸。

    “全世界有华人处必有金庸小说”的说法流传开来。1985年，国家出版局局长向金庸证实，那一年，他的小说在内地卖了四千万册。

　　超越武侠，迈进现代文学殿堂

    当金庸成为“武林至尊”后，金庸迷开始了另一场运动———让金庸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殿堂。

    连金庸本人也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武侠小说大师。

    北大，这所文化符号意义强烈的大学，成为使金庸武侠走向精英化、殿堂化的一个阵地。

    北大教授严家炎自1995年起就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1994年10月，北大授予金庸荣誉博士学位。而金庸在北大的两次演讲，也成为文化盛事。严家炎教授在金庸演讲时评价道：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

    此前，1994年，北师大教授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行列，而让金庸和沈从文入选其中，引起了文学界的强烈反响。

    拜“金”者的行动也曾引起何满子、王彬彬等学者不满，金迷与反拜“金”主义者进行了激烈交锋。

    争论最终没有结果，但在客观上普及了一个概念，即金庸是一个大师，写通俗小说当然也可以是大师。

    在掌声与嘘声中，1999年，金庸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这成为金庸大师的加冕仪式。

    苦心营造，华人精神家园

    晚年金庸在大师的光环里渐渐模糊，而金庸武侠在华人世界一如既往地流传。

    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金庸成为华人交往的“接头”暗号，成为一见如故的心灵密码。这种流传本身就成为一种精神现象。

    应该说，金庸很大程度地改变了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人们开始认为，通俗文学作为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文学种类，接续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

    评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最大贡献，是它具有优美的形式同时，更具有深刻的民族精神底蕴。

    金庸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在于他把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心，用高度艺术化又极端通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击中了中国人内心最容易共鸣的那一部分，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灵图谱。

    用办报纸建设新的文明，而用武侠小说寻找旧的传统，作为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书生，金庸苦心营造的，其实是一个精神家园，那里有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共同的想象。